公元1127年，北宋在“靖康之变”中为金国所败，徽钦二帝蒙尘，汴京被搜括一空，两国从此结下世仇。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数十年后，当北宋故都汴京的繁华已归尘土，金国新兴的中都北京的风物却已小有可观。
皇帝棋者与士大夫围棋
秦川
北宋（960—1126）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局面，使国家又归于统一。出于偃武修文、长治久安的需要，北宋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文治政策，完善科举制度，给予文人优厚的待遇和各种升迁的机会。这种社会环境，使北宋文化在灿烂的汉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更为繁荣，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并表现出活跃、多样、深厚的特点。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艺术和娱乐活动，在这种斑斓恢弘而又富于孕育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一扫晚唐五代的卑弱之风，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展示了崭新的气象。
无独有偶，和初唐围棋因唐太宗的提倡而大有发展一样，北宋初期的围棋也因宋太宗的提倡，一开始就呈现出新的面目。
宋太宗赵炅（976—997在位），原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炅。他继其兄赵匡胤之后，做了宋代第二个皇帝，并最后完成了中国本部的统一事业。宋太宗性嗜学，工文史，“琴棋皆极品”（叶梦得《石林燕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常常召棋待诏对弈取乐，陶醉于围棋怡情养性的愉悦之中。李壁《王荆公诗注》说：太宗时，待诏贾玄侍上棋，太宗饶三子，玄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水中。乃叫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绯衣。君臣棋乐陶陶，给棋坛留下一段趣话。
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说：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宠爱棋待诏贾玄，不爱美女爱围棋，以围棋“避六宫之惑”，是宋太宗一大发明，也是他于围棋忘情得趣的最好反映。
宋太宗与臣子对弈之外，还自创了对面千里、海底取明珠和独飞天鹅三个死活题，颁示近臣。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诗：“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即是言此。作为皇帝能创作新的棋势，这在历史上尚不多见，而近臣“多莫究所以”，说明太宗的棋艺水平是很高的。
在太宗的提倡和影响下，宋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喜好围棋，而且比较注重对棋艺的研究，有的甚至对围棋的发展做了较大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是徐铉、宋白、潘慎修等。
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人。初仕南唐，累官翰林学士。归宋后，直学士院，历给事中、散骑常侍。徐铉善诗，工书法，也精于棋道。他宦唐时就颇有棋名，仕宋后棋名更加彰显。他精研棋理，将不少精力投入棋艺著作的撰述中。南北朝时，棋人依四声之法，将棋局分为平上去入四隅，徐铉将之改为19字：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分别代表棋局的19道，人称“甚为简便”（明陈继儒《珍珠船》）。又撰《围棋义例诠释》（《宋史·艺文志》），将从前和当时的围棋着法术语收集起来并——诠释。所收术语共32个，如斡、绰、约、劄、捺、跷、门、聚、劫、拶、勒、盘、松、持，等等。这对围棋术语的规范化起到很大的作用。
宋白（936—1012），字太素，大名人，真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宋白自幼好棋，精于棋理，曾作《弈棋序》，认为围棋“小则小矣，可以见兴亡之基；微则微矣，可以知成败之数”。从棋理和围棋的实践经验出发，将棋艺归纳成品（优劣）、势（强弱）、行（奇正）、局（胜负）四个方面，而每个方面都有上中下之分。文章针对这方面阐述论证，最后以有关史实为喻，证明围棋的“从时有如设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其设教也在宽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恶明，其驭众也在赏罚中，其守国也在德政均。”因此围棋虽小，可以喻大，所以圣人存之。这篇文章剖析精切，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在围棋理论的研究上又进了一步，而且对文人士大夫重理、重教的围棋观念有所影响。
潘慎修（937—1005），字成德，泉州莆田人，初仕南唐为起居舍人，归宋后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太常博士。《宋史·潘慎修传》称他“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胜，信者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义，太宗览而称善。”他以仁、义、礼、智、信谈棋，也算是独出机杼的妙语，可惜所举的“十要”已不得而知了。
除上述诸人外，见诸史乘或有轶闻趣事流传的还有丁谓、柳开、宋湜、郭贽、曹玮、林逋、杨亿、范仲淹、刁衎、查道、张思筠等十多人，尤以范仲淹影响较大。皇帝的亲自提倡，开有宋一代士大夫围棋之风，为繁盛的北宋文明增加了雅致的注脚。
金中都盛行围棋
王培
1153年，金帝完颜亮将金国（1115—1234）行政中心由会宁府迁至燕京，燕京改称中都，成为金国的首都。这是北京城真正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开端。
金中都遗址
女真族统治者进入北方和中原后，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速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女真族的传统棋戏是双陆棋，后经汉族儒士的传授，又盛行围棋活动。
金国第三代皇帝金熙宗自8岁起在老师、燕京人韩昉的教导下，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金海陵王完颜亮曾召集大臣在御前下围棋，自己在旁观赏。金章宗完颜璟也是围棋爱好者，据说他常在顺天府西三十五里的棋盘山对弈。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时，社会稳定，“治化休明”，棋戏流行，以致常有因棋误事现象发生。金世宗曾处罚“失察宗室弈事”的监察御史梁襄，罚俸一月。同时，入城之后许多女真宗室和官员日渐沉溺于棋戏娱乐之中，荒废了骑射之术，令金世宗完颜雍极为不安。为此，他严厉斥责阿离补之子方，要其“改邪归正”，“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
金代释道门中也有大量围棋爱好者，最为著名的是丘处机。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之一。1188年，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王重阳故居赴中都燕京传教。他曾与成吉思汗会见，讲道3次，被尊称“神仙”。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丘处机通晓围棋，曾作围棋诗词多首。《无俗念·枰棋》称：
前程路远，未昭彰、金玉仙姿灵质。寂寞无功天赐我，棋局开颜销日。古柏岩前，清风台上，宛转晨餐毕。幽人来访，雅怀闲斗机密。
初似海上江边，三三五五，乱鹤群鸦出。打节冲关成阵势，错杂蛟龙蟠屈。妙算嘉谋，斜飞正跳，万变皆归一。含弘神用，不关方外经术。
《刘二道友索，其人爱饮酒弈棋》称：
欢来日饮千盅酒，静处时枰一局棋。
白发流年当远鉴，红尘闲事莫多知。
《题乔生纸扇》称：
炎炎赤日火云飞，路上行人汗浴肌。
碧洞深山无事客，优游松下正枰棋。
这些诗词描述了对弈的场面，抒发了作者的情怀，体现出深邃的人生理念。
此时，中都燕京的围棋好手辈出。据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中“蔡州小道人”一文：蔡州有一村童能棋，里中无敌，挟艺出游，自称小道人，奋然至燕。金国的国手乃一女子妙观道人，在中都城内“设肆教棋”。于是，村童在彼肆相对僦屋，标一牌曰“汝南小道人手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先。”此后，村童以赌金约战妙观。妙观以无金辞，村童曰：“如彼胜则得金，某胜乞得妻。”坐客皆大笑，同声赞之。妙观惭窘失措，遂连败。汝南小道人卒得女为妻。
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也见证了金中都盛行围棋。其一，1980年和1981年间，考古人员发掘了位于北京丰台区王佐乡米粮屯村的金代乌古伦元忠夫妇合葬墓，出土一枚圆廓方孔压胜钱及两枚碧玉质围棋子。这两枚碧玉质围棋子是金代北京地区盛行围棋活动的重要物证，弥足珍贵。其二，1991年6月，在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公园元代墓葬中，出土一面金代“仙人对弈故事”铜镜。此镜缘上刻有“都右院官□”的字样，这是金代“右警巡院验记官”的简称，它是掌管金中都铜镜检验刻记的专门机构。金代的金中都统大兴府，廊坊位于大兴府管辖境内。此镜应是墓主生前的心爱之物，至死不离不弃，正可说明金代时兴围棋。
宋金仕女弈棋砖雕
刊于《国学周刊》第45期第B3版（2014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