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和东晋时期（265—419）的围棋，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发展的。
两晋政治极其荒淫腐败。司马氏为了笼络士族，取得他们的支持，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阶层正是依靠这种制度过着优游闲适、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崇尚虚无和玄言清谈，纵欲享乐，标榜风流。这种消极颓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不可能造就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两晋文化艺术普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经学和释老之学，以及书法、绘画、雕刻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顾凯之等著名的艺术大师。围棋作为一种忘忧陶情玄妙莫测的娱乐活动和高雅的艺术活动，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间人士的重视。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尚围棋，以至于《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不同于时人，性寡欲，无所爱玩”时，竟以“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为例。两晋棋风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
在两晋的帝王中，以晋武帝司马炎最好围棋。他在宫中，常与中书令张华下棋。《晋书·杜预传》说，公元280年，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晋武帝启请讨伐吴国的日期，晋武帝不允，认为待到明年方可大举进兵。杜预于是呈上伐吴的表章。当杜预将表章送至宫中时，晋武帝正在同张华下围棋。张华支持杜预的建议，把棋盘推到一边，力陈己见，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这才同意了伐吴的建议。另外，他还常与侍中王济等下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济的一局对局谱。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围棋更受青睐。蔡洪、曹摅、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纳、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王戎可为代表。
蔡洪，字叔开，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吴，后仕晋，晋惠帝元康（291—299）初为松滋令，有才名。他爱好围棋，作有《围棋赋》一篇，抒发自己的棋情。其中“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低欺，朱颜妒嫌”一段，不仅将弈者的各种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摅（？—308），字颜远，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惠帝时官至襄城太守，颇有政绩。他为政之余雅好围棋，作《围棋赋》一篇以见情志，自称是“既好其事，而壮其辞”、“当无为之日，差见玩于君子”。意思是这篇赋是为自己的围棋旨趣张目的，风流儒雅，可见一斑。
殷仲堪，陈郡（今河南淮阳）人，官至荆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详，是一个治《易》的学者。二人皆好围棋。殷仲堪在都时，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与人在窗下下围棋，殷仲堪在屋里问他《易》义，衰羌应答如流，而围棋不辍，一时传为美谈。
羊氏家族是两晋时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长和，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说新语·巧艺》载：“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奠逮。”这说明羊氏家族中下围棋的很多，只是技艺不如羊陶罢了。
裴氏是魏晋之际的高级氏族，出了不少达官显贵。裴遐是裴绰的儿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与人谈论，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与人围棋。周馥司马行酒令，裴遐耽思围棋未及时饮下。司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将裴遐拽堕在地上。裴遐却毫不生气，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来走还座位，又照样与人下棋。
祖纳，字士言，范阳（今河北徐水北）人，东晋时官至军咨祭酒，是那个“闻鸡起舞”誓欲收复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纳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爱围棋。据《晋书·祖逖传》，王隐曾劝祖纳：“‘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隐曰：‘……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王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当时，天下大乱，东晋仅据东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满悲观失望情绪，对前途感到忧虑，因此，祖纳用班固《弈旨》语，说下围棋能忘忧。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本姓关，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25岁入道。二人都嗜好围棋，而且对棋情棋趣都别有会心。《世说新语·巧艺》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刘孝标注引《语林》说：“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与前说稍异。方幅，指事物之正当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围成幅障。因围棋是“手谈”不必出声，与一般娱乐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误。
“竹林七贤”是魏晋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优游于竹间林下，放旷不羁，大多喜爱围棋，而且有许多惊世骇俗之举。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作魏国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为逃避司马氏集团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礼教，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说他极孝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围棋。消息传来，对局者请求罢棋，而阮籍却还要留对手决赌胜负。及至一局终了，他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竟将这种给人乐趣的活动变成了掩饰悲戚之情的凭借！
王戎（243—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年轻时常从阮籍游处，结成忘年之交。据《晋书·王戎传》载，他也很孝顺，母亲死后，曾辞却吏部尚书的职务，像阮籍一样不拘礼制，表面上照样饮酒食肉。或者看人围棋，实际上藏悲于中，弄得容颜毁悴，扶着手杖才能起身。
东晋士族以王谢两家最为显赫，这两个家族的人出将入相的极多，实际上是东晋士族政权的支柱。而东晋棋风之盛，也可以从这两个家族中的围棋活动中得到反映。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末他献策并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被任为丞相。历仕元、明、成三帝。他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对建立和稳定东晋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嗜好围棋，他的从兄王澄、从弟王廙、儿子王悦、王恬等都爱好围棋。王导一家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不低。《晋书·王导传》说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当时官至徐兖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书中说：“（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余始出仕，孝武帝时位至宰相。《晋书·谢安传》说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其实他不仅在为政上同王导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导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就广为流传。《晋书·谢安传》就记述了他在“淝水之战”中，两次下围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战之前，与紧张失常的谢玄决赌别墅。一次是晋军大胜的捷报传来时，他不露声色地和客人下棋。
两晋时期的围棋不仅开展得普遍深入，而且发掘出了围棋的新的功用，使围棋更富于艺术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三国和南北朝这两个围棋发展的高潮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围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娱乐仅在其次。后来，随着人们的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渐变为其次，娱乐功能渐渐变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后，围棋又多了射利这一功能。到两汉三国时期，原来的益智逐渐由斗智代替，变成枰上校兵，用智斗法，“弈以机胜”。而娱乐也开始分成“乐以忘忧”、“志之空闲，玩弄游意。”两晋时期，围棋除继承了汉魏斗智娱乐的传统外，陶情怡性和抒情达意的艺术成分明显增强，像蔡洪和曹摅的《围棋赋》文采焕美，感情细腻，表明他们在临局对弈时，更重视感情的流淌和抒发。至于阮籍、王戎遇丧不悲，谢安知捷不喜，又明显地是将围棋作为修身养性之道。
围棋法自阴阳，变化多端，玄妙莫测，与《易》理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时问《易》，袁羌一边行棋，一边答《易》，给围棋深奥的义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学术化的气氛。两晋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在围棋中多追求一种风神高迈、潇洒放纵的有个性特征的情趣。像蔡洪、曹摅的清雅神秀，风骚独领，裴遐、祖纳的忘忧解恚，心无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礼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谢安的悲喜不露，矫情镇物，都是凌轮前人，率然超脱、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的表现。这种围棋态度和围棋情趣，对后世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谢安40岁前高卧东山，隐居不仕，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竞，而且兼善诸艺，既工书法，又善琴棋。位极人臣后，则以天下为己任，在淝水之战中，临战对弈，镇静从容，指挥若定，既赢得了纹枰上的胜利，又打败了符坚的百万大兵，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这种气度，很符合人们崇慕儒将之风，因此他围棋赌墅的故事，就成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又一个典故。而他那种行藏由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弈可定局制胜，为政可治国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疑具有一种抒发志得意满，告慰怀才不遇、宣泄积郁愤懑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个人和他的围棋故事，便成了后世棋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风仪神往甚至顶礼膜拜的对象。
隐逸和出仕是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到两晋时期，它已成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无法排遣的情结。玄言清谈、挥麈打坐固然风流潇洒，但言必语、语必声，似乎又有还不怎么艺术化、还不怎么风流到极致的遗憾。于是，“坐隐”、“手谈”的名目则应运而生，它们不仅给围棋增添了富有想象力的雅号，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们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复平衡，得到慰藉，后者使他们在艺术活动中高雅尚文的讲求遣情见趣的心理得到满足。正因为坐隐、手谈极为形象、极为恰切、极为艺术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功用，故尔不胫而走，为人津津乐道，很快变成了围棋最典雅的别称。
